今天（9月18日），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拐卖儿童罪一案。对被告人余华英以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经审理查明：被告人余华英于1993年至1996年期间伙同龚某良（已故）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在贵州省、重庆市等地流窜，物色合适的孩童进行拐卖，得手后二人将被拐儿童带至河北省邯郸市，通过王某付（另处）、杨某兰（另处）介绍，寻找收买人进行买卖，以此获利，其间共拐卖儿童11名。
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被告人余华英为牟取非法利益，多次拐卖儿童，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应予以严惩。遂作出上述判决。
被告人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。
余华英原是云南鹤庆县白族人，1963年生。她曾在狱中写过自述，称自己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家庭，家中姐弟四个，她是最小的。“我的一生都在受苦。”余华英在自述中称自己8岁上学，但只读了两年，母亲去世了，她只好辍学回家劳动。17岁，父亲也去世了，“思想上更加痛苦，更加劳累”。鹤庆县此前是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县之一，2018年脱贫。余华英自述，21岁时，嫁给重庆的王某文，户籍落到重庆市大足区（此前为四川省大足县）。只是“婚后他家里更穷、更苦，家里什么都没有”，唯一的好处是，丈夫对她很好，两人在结婚第二年生下女儿。女儿三岁时，丈夫生病去世，“我和女儿的生活更苦了”。余华英写这份自述时间为2004年，当时她化名“张芸”，因拐卖儿童，被云南省大姚县法院判处八年有期徒刑。据余华英在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庭上供述，丈夫王某文并未去世，上述2004年的案件同案犯“王伟”便是丈夫，当时跟她一起拐卖了两名儿童。王某文在1990年前后（女儿两三岁时）曾因盗窃罪被判刑入狱，留下余华英独自抚养女儿。在余华英落户的重庆老家，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，以前很同情她，“丈夫进去了，一个人带着女儿在外面打工不容易”。直到看到相关新闻，才知道她后来成了人贩子。余华英在老家共有两处房子。一处是三十多年前建的煤渣房，已经坍塌荒废；另一处是四五年前新建的单砖瓦房，门前杂草已长至两米多高。在法庭上，余华英供述自己犯罪的起点是卖自己的亲生子。丈夫入狱后，她在外打工时认识了龚某良，两人于1992年生下儿子。但当时两人各有婚姻，无力抚养，龚某良提议将私生子卖到邯郸，那里有朋友能找到买家。通过邯郸的中间方，他们最终以5000元卖出亲生孩子。不久，龚某良在贵州做水果生意失败，亏了不少钱。余华英称，当时是龚某良提议再找娃娃去卖。在起诉书中，检方指控的首起犯罪事实为1993年正月初七，余华英伙同龚某良在遵义火车站附近，将6岁的男孩蔡战胜拐带至邯郸，以4000元价格卖出。此后是1993年8月、1994年7月、1995年7月、1996年7月、1996年10月等陆续将其余10名儿童拐带至邯郸。余华英采取的拐骗手法相似，都是在一个地方租房子住十天半个月，一边和周边的人混熟，一边物色合适的小孩。和小孩熟悉后，用零食诱拐离开。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，有的是父母在做环卫工，早出晚归；有的在街边做补鞋生意，一整天都在外面；还有的以收废品为生，没人看顾孩子。等到发现时，余华英和龚某良早已离开。此前在审讯时，余华英曾招供其为避免他人怀疑是他们拐卖孩子的，会故意留下衣物、棉被等，不收拾便直接逃离。余华英在庭上称，她和龚某良之间有分工，龚某良负责物色孩子，并安排好时间，将孩子带到火车站，余华英在火车站接上孩子，再带到邯郸。余华英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某良管着，“他是当家的”。此前，多位受害者和家属表示被拐前，余华英给了冰棒或者苹果等食物，吃过以后孩子会昏睡。但公诉人多次问及为什么小孩不哭闹，为什么给小孩买冰棒等，余华英都否认给孩子用迷药。这门来钱快的生意，让余华英一度过上富人生活。余华英的表妹在证词中提到，她在2002年曾找余华英送走私生子，当时觉得余华英“特别有钱、有能力，在新疆、贵阳、河北、楚雄等地做水果生意、开饭店”。知道余华英拐卖儿童后，表妹才意识到“我的孩子相当于被她卖了”。2000年，余华英曾因涉嫌拐卖儿童被抓。当时，余华英被邯郸市公安局刑事拘留两个月后释放。2004年，她在云南再次作案时被抓。彼时，她和丈夫均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并以假身份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服刑期间，余华英获减刑三年。出狱后，余华英一直无事，直至曾被她拐卖的杨妞花找到亲生姐姐后报警。杨妞花于2022年找到贵州警方，并提供线索，最终，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的民警将涉嫌拐卖杨妞花的余华英抓获。
新民晚报（xmwb1929）综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南方周末、澎湃新闻